談起博物館，樊建川滔滔不絕。新京報記者 周崗峰 攝

7月7日，建川博物館抗戰(zhàn)文物展將在軍事博物館開幕，主題是“為了和平，收藏戰(zhàn)爭”，展出51件（套）國家一級文物。年近六旬的館長樊建川，做過知青，當過兵，教過書，1993年為收藏而辭官經商。在預展現(xiàn)場，他背著帆布包，穿著一件軍綠色T恤，上面印著四個字“戎馬邊疆”。樊建川坦承，雖然退役多年，他仍然把自己當做一個兵，這種軍人情懷在其個人經歷、舉手投足間隱約可見。

談抗戰(zhàn)文物展 收藏戰(zhàn)爭，不是為了仇視日本人

新京報：你在微博上表示，“我們不說話，讓文物說話”。這句話如何理解？

樊建川：我一直有一個觀念，博物館不在于你講解詞寫得多好，圖片選得多好，或者你的視頻多好，而是要用每一件文物來說話。文物自身所經歷的歷史，包括每一個歷史細節(jié)，它們傳達出來的“聲音”，比我們所說的更真實，更持久。每一件文物都有不同的聲音，有的“說”的是普通話，有的是方言。

比如說，我們將要做漢奸博物館，你如何征稅征錢，把這些錢如何交給日本人，怎么把文物拿給日本人的，怎么給他們情報，這些都由文物來說話。再比如說，有日本人為了試驗新發(fā)的戰(zhàn)刀是否鋒利，抓了數(shù)名中國戰(zhàn)俘，一一砍頭來試刀，你拿木頭試，可不可以？殺個馬什么的都可以吧？他們非要殺人，并且在自己的日記里寫著。像日記這樣的文物，傳達的聲音特別大，無可爭辯，侵略者的罪行全部呈現(xiàn)出來了。

新京報：在這些展出的文物中，有哪些是你極為珍視的？

樊建川：這就像別人問你，你有多少個孩子，誰好誰壞，喜歡哪一個，這都不好說。但確實有幾件文物比較罕見，比如《飛虎圖》、豐子愷的畫作《勝利之夜》、何香凝的物件、黃埔軍校的花名冊等等。其中一些我們在自己的博物館展出時，也只使用復制件。當然，這次展出的，都是原件。豐子愷的畫，是我1995年從嘉德拍賣買來的，花了8萬多元，當時這個價格已經算比較貴的了。再比如，你看漢奸的禮單，他們送給日本人的不是金銀財寶，是文物，是古代佛像。這太令人討厭了。

新京報：我覺得一提到抗戰(zhàn)文物，就可能激起人們的道德熱情，妨礙我們理性認識抗戰(zhàn)歷史。怎么來平衡？

樊建川：我們在這里，就是想達到理性認識歷史的一個目的。你說的理性，可能是指這些展覽會不會造成對日本人的一種盲目的仇恨，這是我們要清楚表明立場的地方。這次展覽里，也會有一些日本老兵的圖片。我們主張要理性對待歷史，不要簡單化、非理性思考日本。我一直有個觀點，中國和日本大概有一千年的交流史，其中可能九百年都是好的，只有一百年出問題了。那么我們希望，未來的一千年，至少要有九百年的友好交往，甚至比這時間還要長。這也是我們收藏這些文物的目的，收藏戰(zhàn)爭，不是為了復仇，或者仇視日本人，不是這樣，是為了和平，是要思考我們?yōu)槭裁磿�被侵略，為什么與日本人相比中國人的傷亡率高得多。

樊建川

1957年生人，四川宜賓人。經歷豐富，當過知青、士兵、軍校教官、政府官員。1993年為收藏而辭職經商。從事收藏30余年，其藏品種類繁多，抗戰(zhàn)、紅色年代、地震、民俗四大系列800余萬件，其中國家一級文物153件（套）。2005年，在成都市大邑縣安仁鎮(zhèn)投資修建了建川博物館聚落�，F(xiàn)任建川博物館館長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