時代周報：專項抵扣機制在實際落地過程中會不會有難度？

張斌：專項抵扣涉及抵扣什么、抵扣部分如何操作、是否公平、征管成本高不高、能不能真正準確地核實該抵扣的信息等問題。

專項抵扣的核心問題，還是抵扣的公平性。需要特別強調的是，與美國等發(fā)達國家相比，中國目前繳納個稅的人口在全體人口中的比重，仍有較大差距。

在這種情況下，如果把專項抵扣視作一項補貼的話，就意味著受益的人群較少。比如撫養(yǎng)扣除項目，收入達不到繳納個人標準的低收入群體就無法享受，因此從公平的角度來看，對所有符合條件的家庭，統(tǒng)一發(fā)放育兒補貼的做法更為公平。

專項扣除還要考慮信息或者說征管成本。比如說贍養(yǎng)扣除，需要考慮這個老人是否有退休金、名下是否有其他財產或收入、多子女家庭贍養(yǎng)支出的分攤等問題，如果贍養(yǎng)扣除可以有效引入當然公平，但問題是，現(xiàn)階段的征管成本可能會非常高。

時代周報：很多房奴都很關心“首套房貸款利息支出將納入專項抵扣”的預測，你怎么看？

張斌：首套房貸款利息的扣除，涉及對住房這一基本民生問題的稅收待遇。就滿足社會住房需求來說，有三種基本情況：一是貸款買房、二是租房、三是使用自有資金買房或已還清貸款。首套房貸款利息抵扣，需要首先考慮如何實現(xiàn)這三種住房形式之間稅收待遇的公平。即使首套房貸款利息支出可以抵扣，也需要明確抵扣上限。

世界各國對這個問題的處理都不相同，有的國家就沒有設立過這一扣除項目，有的國家設有這項扣除且規(guī)定了明確的抵扣上限。

稅改方案應以數(shù)字說話

時代周報：目前，高收入者普遍認為45%的稅率偏高，個人稅負重但沒有在教育、醫(yī)療方面享受到更好的公共服務。很多優(yōu)秀人才選擇出國發(fā)展的原因之一就是個人稅負重而沒有相配套的社會福利。同時，個人工資薪金所得最高邊際稅率過高，適用標準過低，也不利于中國吸引高端人才。

張斌：在中國現(xiàn)行分類稅制下，45%是工資薪金所得的最高邊際稅率。與世界主要國家相比，45%的稅率屬于較高水平，與英國、法國、德國、日本相當，但高于美國的39.6%(特朗普提出的個稅改革方案計劃將其降至33%)和韓國的38%。

從吸引人才、鼓勵創(chuàng)新的角度，未來個人所得稅改革可以考慮適度降低個人所得稅的最高邊際稅率，如由45%降至40%或35%。需要特別說明的是，中國當前個人所得稅的規(guī)模較小，2015年占稅收收入的比重僅為6.9%。未來，要逐步提高個人所得稅的收入規(guī)模及其占稅收收入的比重，從而實現(xiàn)“逐步提高直接稅比重”的改革目標，但實現(xiàn)這一目標并不意味著要進一步提高中國個人所得稅的法定(名義)稅負，相反，提高個人所得稅規(guī)模應在適度降低最高邊際稅率和法定稅負的同時，通過“綜合與分類相結合”改革促進稅制本身的優(yōu)化，提高稅收征管效率和納稅人遵從度，從而實現(xiàn)稅收負擔公平分配前提下的應征盡征。

時代周報：每次個稅改革總能掀起熱烈討論，如何看待稅制頂層設計與民眾討論之間的落差？

張斌：個人所得稅作為直接稅，相對于增值稅、消費稅等間接稅，更能引起納稅人的關注，這也是納稅人意識逐步提高的表現(xiàn)。

任何稅制改革方案，首先要努力保證方案本身的科學性。稅制改革從來不是孤立的，一個稅種的改革，不僅涉及與其他稅種的關系，還直接影響財政支出的規(guī)模和結構。

如果一個稅制改革方案是減稅，往往就受歡迎，但一個完整的減稅方案，除了應當說明減稅的規(guī)模、減稅受益群體外，還應明確減稅后是否要減少相應的財政支出，減少哪些財政支出；如果不減少支出，那減收的部分，是通過增加其他稅種的收入彌補，還是通過增加赤字擴大國債發(fā)行來彌補？如果是通過增加其他稅種收入來彌補，那究竟是哪個群體的稅負會因此增加？

社會公眾對個稅關注的焦點是稅負問題，但中國個人所得稅占稅收收入的比重僅為6.9%，要實現(xiàn)稅負的公平，應當著眼于包括各個稅種在內的整體稅收負擔的公平，如有必要，社會保障繳費、政府性基金等也要一并考慮。僅就個稅論個稅，難以保證方案的系統(tǒng)性和科學性。個稅改革是一個復雜又敏感的話題，跟大家的利益息息相關，需要認真研究，用數(shù)字說話，在充分討論的基礎上努力求得最大共識。